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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章川波:“把个人选择融于国家需要之中”

2019-10-28 23:00:42  点击:[67]

【讲述】章川波:“把个人选择融于国家需要之中”

【开栏语】一所大学,只要有了大学精神,就有了魂魄;只有具备了感人鲜活的故事,才能涵养大学精神。回首陕西科技大学的艰辛发展历程,“三创两迁”精神是几代科大人最忠诚的坚守、最坚韧的担当、最朴素的情怀!伟大的精神是从历史中提炼的,是从实践中汇聚的,那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传达着朴素的情愫,激荡着强烈的感情,那是亲历学校建设发展鲜活的科大故事、响亮的科大声音、澎湃的科大力量!事业发展,有您参与,我们未来的路走的才更加坚实。为此,校党委宣传部开辟【讲述】专栏,听科大人讲科大故事,让更多的人关注、了解、感味陕科大的历史进程,从传承弘扬“三创两迁”精神中,夯实学校精神文化之根基,汲取继续前进的力量。

讲述者:章川波,男,生于1941年6月,江苏无锡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60.9-1964.9北京轻工业学院皮革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70年随学校西迁至陕西咸阳,曾任皮革系皮革教研室主任、科技处处长,陕西省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12月退休,现定居陕西咸阳。

一些师生对学校既波澜壮阔又历尽坎坷的校史不甚了然,对西迁的过程知道的就更少,宣传部的同志让我讲讲北京轻院西迁、在咸阳坎坷的建校历程中的故事。回望西迁,真是感慨万千,有些事情还记忆犹新。也许是我人生路上最美、最珍贵的一段时光。

为什么要西迁?

西迁咸阳算起来已经49个年头了。记得我西迁的时候不满30岁,现在呢,已经78岁了。回想起西迁的经历,我仿佛回到了那个火热的年代。1970年4月,国务院决定北京轻工业学院整体要迁出北京去咸阳。为什么要西迁咸阳据说是为了战备(当时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接到搬迁咸阳的通知后,也没想太多,就和其他教工毅然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和爱人孩子一起背上行装,告别亲友,第一批从北京首都搬迁到咸阳。当时我也很高兴,虽说是去陌生的西北,但国家培养了我们,让去哪里就应该去哪里!

很多师生一直有个疑问,在北京办学期间,学校办学越来越正规,条件建设越来越好了,为什么我们要西迁到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办学,而且是在一个非省会城市办学?现在看来“京校外迁”现象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是当时,党中央、国务院从国内外形势和新中国高等教育、西部地区社会经济服务布局等方面考虑而进行的搬迁。1969年4月,中央发出准备打仗的号召后,大批的机关人员被精简疏散。此时,中央下发《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对北京高等学校做出了大批迁出北京的决定,出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著名的“京校外迁”现象。北京轻工业学院是“京校外迁”的院校之一。

北京轻院西迁的大方案确定后,学校也派出多路人马在全国范围内选址。负责选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轻工业部一位军代表在陕西出差期间,来到了筹建中的咸阳轻工业学院(原咸阳校区北区)。当看到有两座挺好的大楼(一栋老地委办公楼、一栋三层教学楼)、两栋家属楼和近200亩的建设面积时,感觉条件与北京轻工业学院相当,甚至还要好一点,回北京后即做了有关汇报。1970年3月28日,即向国务院业务组递交“轻工部所属北京轻工业学院迁往陕西省咸阳市的请示报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3月30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苏静、西尧同志审批,先与地方商量,拟可同意。拟将北京轻工业学院与筹建中的咸阳轻工业学院合并,整建制迁入咸阳市,改称西北轻工业学院。”

充分了解西迁的意义后,学院坚定拥护西迁,在轻工业部的领导下,学院对搬迁工作进行了积极的准备,集中人力、集中时间大搬迁。截止1970年9月28日,已有3批离开北京。当时咸阳是个轻工业的纺织城市,有造纸厂、陶瓷厂、皮革厂,也有轻工机械厂,跟我们当时的轻工业学院专业比较对口。我深深感受到,无论是哪个年代,个人的发展一定要与国家的发展始终紧密相连。

面对当时咸阳的生活环境,第一批搬迁到咸阳的教职工,是怎样解决大批北京搬迁来咸阳师生生活、住宿问题的?

上个世纪70年代的咸阳,发展水平与繁华的北京首都判若云泥:当时有一个顺口溜:说咸阳是一条马路,一栋楼,一个岗亭,一个猴。这个说法是有点夸张,但确实过去的人民路不宽。往前走有一栋楼,那就是在电影院十字路口,有一栋服务楼,大概有4层高。因为当时的交通不发达,就这一个十字路口有一个岗亭。那时咸阳有个动物园也没什么动物,最珍贵动物就是猴子。学校处在田野之中,“道路不平、电灯不亮、电话不灵,晴天扬灰路、雨天水和泥”。由于车身蒙尘太厚,第一次到咸阳走出火车站,甚至认不出近在咫尺的公交车。

原国家轻工业部所属咸阳轻工业学校筹备处当时校舍只有1200平方米,两栋家属楼合在一起不到3000平方米,教职工的吃住行都成了问题。我们首批来到咸阳的人,首要任务就是和原咸阳轻校筹备处的人一起,首先解决的是大批北京搬迁来咸阳的师生住宿生活问题。面对资金、人力、物力等方面困难,教职工继续发扬北京轻院建院初期的那种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勤俭办校的光荣传统,又一次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历程。当时学院的教职工成立了“五七”工程连,我们这些“五七”工程人亲自拿起了劳动工具,动手打土坯、挖地基、搬建材。做泥瓦匠,砌墙、垒砖,除整修破旧房屋外,盖简易平房、建食堂以解决吃住问题。我们没有学过这方面技术,也不懂,完全是边学边干,有时拉电线要挖坑、要栽杆,这些事情我印象特别深。我记得很清楚,一天干下来,腰酸背疼,手都抬不起来,可大家干的很用劲,从不叫一声苦。当时我们在修食堂的时候,大家干一天活下来满身泥土,汗流浃背,也没一个洗澡的地方,就在食堂里的大锅里面洗澡。这在当时确实成了大家生活中的一个笑话,现在回想起来感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尽管如此,我好像也没感到什么艰难和困苦,很愉快的干活。就这样奋斗了几个月,建成的第一幢教学楼的地基也是教职工一锹一锹挖出来的。建好了学校的食堂,自己拉土打碾建设风雨操场,修好了基本的马路,初步解决了从北京轻院搬迁来的教职工基本生活条件。

还有呢?在那物质匮乏的年月,生活尽管很艰苦,可我们的心情是愉快的,愉快了就感受不到艰苦,家庭的困难从不向人提起,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使所有的艰苦都能变成创造的愉快。

北京过来好多南方人习惯吃大米,北方人主食是面粉。咸阳大米供应很少,为解决吃大米问题,我们就把面粉拿到农村老百姓那里去换大米。没有鸡蛋吃,就到农村去换。那时一个家庭一个月只供应半斤肉。最感到有影响的是,那时教职工的生活用煤,都是自己拉煤,不像现在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以前是借那个手推车,大家互相合作,我拉煤了,人家志愿帮我们去推;人家拉煤了,我就去帮人家去推。那时候大家生活还是充满正能量。

关于彬县老虎沟农场的故事使我终身难忘,它是我们年轻教师劳动锻炼的一个好平台。学院为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在咸阳的北线——彬县老虎沟建起了“五七”农场。当时学院还没有招生,我们这些年轻教师第一批就去了农场锻炼。我是从北京搬迁过来的,再加上是个南方人,根本就没有到山里去过,更不用说第一次住窑洞,睡土炕。那个窑洞挺大,一个窑洞炕上可以睡十几个人。夏季土炕上有跳蚤,当时大家笑我们几个年轻教师:跳蚤在跳,他们在炕上也跟着跳,那是我们跳来跳去在抓跳蚤。

老虎沟这个地方处于穷山僻壤,在山坡上开荒种地,条件差但是大家其乐无穷。我记得有500多亩地,新建的农场也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要去河沟下面河里去挑。记得种庄稼刚撒下种子,第二天成群结队的野鸡哗哗就飞来,把我们种子刨出来吃掉,我们就用衣服摇晃赶那个野鸡,后来买了两把猎枪专门打野鸡。因为每天要做饭,冬季要烧炕,在山坡上干完农活后,每个人还要砍捆柴背回来。为了改善生活,我们还学会了宰羊宰牛。山区的老百姓,每到过冬前,就把一些体弱的牛要处理卖了。因为这些牛过冬要吃粮草,第二年又不能干活。这些牛很便宜,一二十块钱就买一头大牛。我们有时候就买回一头牛,大家七手八脚地就把它宰了改善生活。当时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为学院派来劳动的人做好生活的准备(有的来半个月,有的一个月,也算体验生活也是参加劳动锻炼)。3年中,先后有近百名教师、干部到农场劳动锻炼。生产的各种粮食、蔬菜用于补贴从北京搬迁到咸阳的教职工、学生生活,这里也成为我们青年教师劳动锻炼的一个好平台。随着形势的发展,“五七”农场在1976年被撤销。终身难忘的是通过这个平台潜移默化的锤炼了我的思想,使我在实践中理解了什么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种精神使我终身受益。

那时候学校还没有完全建好,办学条件非常差,学院是如何保证1972年文革后的首批大学生入学的?

这个故事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作为高等院校,要有一定的教学、科研条件。在北京的时候,办学条件就非常简陋。到咸阳后办学条件更差。那时候学校还没有完全建好,可是学生开学上课不能耽误。为迎接1972年文革后的首批大学生入学,全校上下根据当时教学实际情况,夜以继日地苦干,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一座新建校舍施工任务。在教学管理,专业方向确定,教学计划制定、师资队伍建设的配备、新教学大纲的编制、新教材的编写和科研工作上也都做好了必要准备。如原二系早期的陶瓷实验室实验用的煤烧窑炉及其大型设备的安装全部都是教职工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完成的。没有因西迁晚开一天学、少开一门课、迟开一个实验。

记得第一批招来的是工农兵学员。这批学员有少数民族学生,还有劳动模范和基层先进工作者,有的还是厂里的生产骨干,年龄有的比我年龄还大。面对这些有实践经验的学生到底怎么教学呢?对我们教师来讲,也是个考验。搬迁到咸阳,吃住都成问题,教学、科研条件更谈不上。以前皮革专业引用的是苏联的教材,知识老旧,与我国皮革工业的发展是有距离的,国内也没有出版新的教材,怎么办?我们不等不依靠,根据当时学生的基础知识现状,自己动手编教材,当时的专业教师、基础课教师,包括那些化学老师、数学老师还有英语教师,大家共同研究现编教材。新教材都是自己用蜡纸刻印出来的,学生手里拿的教材基本上都是自己编写的油印教材。

皮革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最重要的就是需要一个皮革实验厂。开始找了一块地方,自己动手建起了一个小皮革试验厂。大家都知道,皮革厂有味儿,教师、家属提意见。再换个地方,重新建厂,学校场地也不挑给我们,当时从北京搬来的设备都损坏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们就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在原来的小皮革试验厂基础上,购买一些新设备,联系一些制革厂把不能用的旧设备支援我们,进行维修后再用,重新建立皮革实验室;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工厂实习基地的条件来加强教学实践环节,以满足皮革专业教学、科研的需要。现在回想一下当时,硬是靠着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学院按期开学创造了基本条件。就因为这种实践环节做得好,第一批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工厂里起到了技术骨干作用,像那个银德海等好多人现在还是厂里的技术骨干。

在搞好教学的同时,还要到皮革厂搞技术短训班,给工人讲专业技术课。包括陕西省内和周围几个城市的皮革厂。当时我们学校改名叫西北轻工业学院,几个老专业,在学校里面的确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像我们皮革专业,不仅在省内是比较有名的,而且在国内行业里面也是做得比较有名的。西迁老前辈在咸阳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做出了荣获2项全国科学大会奖、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等突出成绩。记得我当学院科技处长的时候,去省里开会,一提起西北轻院,好多人马上就竖起大拇指说:“你们学院的皮革专业搞得很不错,在全国影响是很大的”。

自觉服从国家大局,我们的西迁前辈们是怎样把个人得失放在国家利益之后,把个人选择融于国家需要之中,把事业和命运紧紧地与陕科大连结在一起的

这一点我体会最深。有人说,西迁的老前辈、老教授们的爱国奋斗精神始终激励和引领着一代代陕科大人扎根西部、艰苦创业。陕西科技大学最珍贵的是迁来了一批有思想有大爱之人,他们不仅在西迁历史中做出巨大贡献,更成为我们治学之路的标杆。这话一点不假。

我初到西北轻院任教时,学院云集了众多享有盛誉的西迁老教授。如曹光锐、杜春晏、赖其芳、游恩溥、曾广寿、潘津生、田家乐、杨宗邃等。这些在教科书和文献里看到的名字,突然间成了近在咫尺的先生。当我走近他们,感受到他们的人格魅力,了解到他们每个人都有非同寻常的家世和经历,而且他们都是北轻西迁大军中的中坚力量,也是跟我们一样从北京迁到了咸阳,投入了当时的学校建设,进行教学改革,开展教学、科研活动,他们那种严肃的工作态度,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学生的热爱,对学校的热爱的精神,为我们年轻教师铸魂育人树立了榜样。今天,第一次搬迁时,许多当事人、亲历者都已过世,健在的已年逾古稀,大都80多岁了,最小的也都70多岁了,每次见到或者想起他们,总是让我感到敬佩和怀念他们。他们严谨、勤奋的治学态度对我影响很深。

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在西迁后的北京轻工业学院原址上重建高等学校,名称也叫北京轻工业学院,并让学院抽调一批教师支援新建的北京轻工业学院,这对西北轻工业学院正常的办学秩序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不少教师曾担心西北轻院的教学力量有所削弱,无法在西北贫瘠的土地上“存活”,生源质量受到影响,科研攻关人才队伍上难免出现断档?后来轻工业部来人与陕西省教委商定,学院扎根陕西,不再迁回北京,明确了学院立足西北的方针。学院在师资力量匮乏的情况下,自觉服从国家大局,一方面调整师资队伍,做好思想工作;一方面抽调骨干教师支持新建的北京轻院。但这对当年放弃个人生活优厚待遇西迁的大部分教授们来说,无论形势怎样突变,没有动摇他们扎根于西北轻工业学院这块土地上教书育人、科学报国的决心。受他们的影响,我也就安心为学院恢复招生的第一批新生进校做准备。这批学生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满腔热情地来学校上学,都用迫切求知识的眼神看着你,当时我感到自己当老师非常光荣。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扎根于西北轻工业学院的老一代教职工艰苦办学的不易。

西迁的故事数不清,也讲不完。值得自豪的是,我们学校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没有辜负党中央的嘱托,以青春和热血书写了这段难忘的历史,在祖国的西部扎根、开花、结果!我作为西迁的老轻工学院人,亲眼看到校领导传承“西迁精神”带领教职员工同心协力,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发展成就,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近15万优秀建设人才。今日的陕西科技大学的教学、科研条件达到了建校以来历史上最好的水平,有些条件比我看到的国外的一些学校条件还要好,不能不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感到特别的欣慰,也特别的高兴。

(核稿:杜杨 编辑:刘倩 学生编辑:刘卉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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